《消失的江城》摘记

部分手打,部分来自网上译本。

就像欧威尔所说的,这是一种文字和含义分道扬镳的情况。
有多少美国人可以背诵一首诗,或说出诗的节奏?
在这里,我们都是避难者,他们逃离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课,而我逃离了解构主义,我们都很快乐,我们读着诗,而在外面的河流上,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。
如果哈姆雷特生长在四川乡下,
他必然就是这个模样。
有一阵子,我心想这该怎么办。最后,我决定擤完鼻涕后,不去看卫生纸。
这一点说明了他为什么如此吃不消。有一个星期,整个城市都在对他按喇叭。
这就是中国的方式,成功是理所当然的,失败了就被批评一番,且立刻被纠正。你不是对,就是不对,没有中间地带。
吴尔芙(Virginia Woolf)——这翻译真得绝了。
我感受到自然的历史是一种循环的东西,而人类的历史总是以直线为目标——进步、发展、控制,而其结果有好有坏。我也感觉到在长江,强迫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,将河流的循环推入长长的水坝线后的停滞之内,是一种特别危险的侵害行为。
在重要的地方问题上,涪陵居民无法得到可靠的资讯,这一点再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约束,使得市民更难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。最重要的是,他们既不期待,也不要求这种资讯。
“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,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,以及单位。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:它们对内包容,对外封闭,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。”
“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——票必须买到——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,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,实现他的个人目标,越快越好。”
“涪陵,经常会有群众围聚,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,形成一个团体。我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,人们形成一个社区,服务于个体,其结果就是,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,想到: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,而且我应该帮助。当然,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,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。在这儿,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:那个不是我的兄弟,不是我的朋友,不是我认识的人,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。”
“发展到后来,在涪陵,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。有什么事儿发生了——一个事故,或者,更可能的,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——就会一群人出现了,聚集起动量来,逐渐膨胀,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——有什么事儿发生了。偶尔,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,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,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:吵架会升级,被观众驱动着,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,戏愈演愈烈。”
“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,有许多的爱国主义,然而,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,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,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” 联系。
“在这个世纪里,中国大坝的失败率为3.7%,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0.6%。”
“人类有人类的历史,长江有长江的历史,我不希望在两者撞在一起,永远地改变那地方时,待在那里。”
他们每割下一顿的草,将它们扎成辫状,再沿着湍急的河流运到工厂,才可以赚四十八美金。
这些河流显然应该向前奔流,那是它们的本性。这些河流充满了力量、生命和旺盛的精力,但是十年后,这一切都将荡然无存。
“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,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,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,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,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。”
成为朋友,但不封闭自己;相互扶持,但不相互依赖。
在过去,我只是选择不参与,而且和任何一项积极的行动一样,这种选择是一种民主做法。
我以火灭火,用更多的宣传回应宣传。
“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:“记性好的人,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。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,才能适者生存。”
“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,我就察觉到,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。我是在教一个群体,而有些时候,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,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,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。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,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。”
期末考时,我给他的分数高于他应得的,这部分是因为我欣赏他的勇敢,但主要是因为我为他感到遗憾。
“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——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,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。现在,我想到了,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。”

“他说了,轻声的,那声音失落了在横扫站台的沙漠热风当中。”
“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中,一大优点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——我从没住在过一个这样的地方,人们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有那么强烈的意识。”
“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,堡垒,城市;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处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?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?”
“在中国,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,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,同理,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。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”
“他们会在空气中写,在手掌中写,用茶水写在桌上,而看中国人这么做时,你就意识到这真是独特的语言文字,而它的文字真是是关于形状的——不仅是声音,或者字母的组合,而是有形的东西,可以碰触,可以摆弄。在那个情形里,文字甚至被穿戴在了公众场合。但李神父没有再说下去;他只是在桌上写着那十个字,然后热水蒸发了,文字消失了。”
“但李神父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,这大概也是他活得久的原因。”
“然后神甫道,“因为那个,我们不尊敬他。”

“也许,中国人对希特勒着迷的最奇怪的一点,乃是他们同时对犹太人非常尊重。”

“当何伟回家后,他把笔记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,让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中。”
“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从不碰面。那笔记本乃是他们共享的唯一物件。”
“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男人过度主导的文化,在这种文化中,男人被赋予过多有害健康的犯错理由。”
“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,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。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,就越是对“个人”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——以我的观点,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。在涪陵的人们,其自我的意识,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;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。那总是儒教的目标,定义个人的位置,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:她是某人的女儿,另一个人的妻子,又另一个人的母亲;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,然而,一旦和谐与打破了,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,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。”
“群体思考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——你的自我认同来自团体,即便这个团体神经错乱了,它仍然受到尊重,因此,你的自我意识可能立刻分崩离析。这一传统,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上,不管别人怎么想。在某些时期,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。”
“从这个小孩的惧怕中,反映出了我在涪陵所遇见的多少困难,人们对于新鲜陌生事物的不确定感。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反应——一种本能,就像小孩一样,无可指责。要花时间与努力去应付它,也需要耐心,现在我才发觉,在对方的一面,也做了多少的工作。

“在那时有黑九类——你知道那些吗?有地主,富农,反革命,坏分子,右派,叛徒,间谍,走资本主义路线,还有臭老九,那是指知识分子。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——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,当作玩笑。”
“几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响到徐先生人生的种种力量,之前的,之后的——战争,台湾的分离,文革;大坝,新城;他在厦门的漂亮女儿,以及她的手机,她的驾驶课。一个人无助地经历了这全部,从开始到结束,还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?”
“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。我很高兴高笋塘的人们喜欢我,维护我,但我知道我没必要为这小事做得那么残忍。这事件让我尴尬;我曾在普林斯顿与牛津受过教育,而不知为何,我觉得有必要去一个四川刷鞋的开战,直到人们说他没文化。我知道他的那种骚扰跟我个人并无关系,而我知道我应对他感到同情,因为他的苦劲儿来自其他压力。
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后,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给推一边去。我可以提醒我自己,我是谁,我可以去想想我整个人生中所具备的优势;但在这街上,一切都溜走了。在这种地方生活的陌生感,以及压力,肯定将改变你,而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早已变硬了。真的,我不确定那男人是否全错:也许涪陵的人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。但在某个程度上,这个外国人也是他们帮着造出来的,好也罢坏也罢,我们黏在一起了。”
“真想不到我会那样,”我父亲说。“就那么走到一个中国农民家里,跟他们那样说话。如果我是你的话,我每周都去会一次。”
我看着我的父亲;他微笑着,轻快穿过农田。我第一次发现,他根本不像我那么疲惫。涪陵的一切都闪亮而模糊地从他身边掠过,十天替代了两年,现在他要回家了。”

“王先生乃是唯一一个我真的不喜欢的——一次又一次的事实,证明他特别油滑,不诚实。我对其他人没有这种感觉,然而他们身上某些东西让我觉得压抑。”
“第二天,亚当点名后,就下了课。他说,同学们可以离开,但如果他们想留下来听梅尔先生,梅尔太太讲话,那也很欢迎。没有人离开。他的父母放了幻灯,上了堂美国农业的讲座。学生们提了问。问题回答了。”
但他们的悲伤是安静的,态度也很坚决,他们一贯如此;这种无助与坚强的揉合,真让人无比酸楚。
“终于,我意识到,那惧意,不是说怕别人偷听。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,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,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。但我也察觉到,真正的惧意,他们真正怕的,是他们自己:几乎所有的限制,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(自我审查)。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,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,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。当他们说英语时,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——这是门学校语言,也是外国人的语言,这双重的背景下,他们已习惯于谨慎了,无论是想,还是说。一旦我发觉到这些限制是内在的,我开始想,对于那些坏干部来说,情形是否也一样。也许,他们只是存在于好干部脑子的一个角落里,一种烦人的畏惧,抵消了每个人的良好意图。”
“他们对这种想法的信心更明确:他们这样的人可以——也应该——为社会做贡献,哪怕社会存在缺点。某种程度上,这是一种民主的思路”
“我站在船尾,看着白色的山崖滑入雾气之,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地方了。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。”
“我几乎可以忍受它的谎言,它所犯下的错误,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完全缺乏幽默感。如果你把笑声拿走的话,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。”
“每个人都在跟风车搏斗,而我真的不能责怪任何一个人。”
“但在同时,那录影带也遗漏了太多,也许那才是最让人不快的部分。所有的背景都不在那上面——没有一处显示出了我们是怎样应对这么大的人群,在过去,我们对此是过度自信了,也没有什么在解释道,自信与无拘无束乃是应付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。最糟糕的反应,乃是去害怕群众,或者希望他们不要出现;你必须得接受你是异常事物,而人们就会围过来看你,听你说话。如果你让那个来烦扰你,你就会受罪,就好象你为噪音与空气污染担忧一样。”
“但在我们摄影时,我们过去的经验都未能防止亚当与我犯错。相机让我们很尴尬地看清了自己犯的错误,但它没有展示出那个男人跟我发生冲突前的所有事情,而它也没有显示出我关掉它后所发生的事。也许让我最困扰的就是,我看了它超过十多遍,而我却没法说出人群是从何时转向敌对我们。我总是为这难以捕捉而肯定的转变着迷,那白驹过隙的瞬间,涪陵的群众转为了暴民,但它始终成迷。即便相机也没有捕捉到。

“它所展示的,只是直白的,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:在两年后,我们依然是外国人,既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,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。”

“摄影机事件看起来很遥远了,而我意识到,涪陵让我难以忘记的一点,就在它的不可预测性——事情总是发生地那么快,一个糟糕的日子之后,就是愉快的一周。这城市不简单,而我的角色也不简单;若说我以涪陵为家的努力失败了,那是不对的,而说我全然成功了,也不准确。那儿有好的日子,也有坏的日子。在某个程度上,这是我最喜欢涪陵之处:这是个有人性的地方,有光彩,也有瑕疵,而一个像这样的城市总是有魅力的。两年来,我从没有厌倦过这里。”
“我喜欢环绕在他们的沉默与专注气氛中,而且我还喜欢这些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。”
“在最后那一部分,我要求他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“NOTHING GOLD CAN STAY”(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):
Nature’s first green is gold,
Her hardest hue to hold
Her early leaf’s a flower;
But only so an hour.
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.
So Eden sank to grief,
So dawn goes down to day.
Nothing gold can stay.
大自然的第一抹绿意乃是金色,
她最难留住的颜色。
她最早的一片叶子乃是一朵花儿;
但是只停留一点钟儿。
然后叶子便褪为了叶子。
如斯,乐园落入了哀伤,
如斯,黎明落入了白昼。
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。

“但在涪陵,看见生活的那一面,花的时间较长,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,保持着距离,而当距离消失了,却反而更难处理。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,突然间发现,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笑容四角。”
“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住。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,而在其单纯之美中,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西。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:它的真是持久的,不受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。但同时,那里也总有些启示,而有些时候,一首“NOTHING GOLD CAN STAY”这样的诗,面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严酷现实来说,仿佛毫无用处。”
“他也会没事的。多数人都会那样。他们都是强韧的,可爱的,有笑,有泪,像那样的人总能存活下去。那不能算是金色的人生,但也许正因如此,它会长存。”
“要向朋友表示敬意,你得看着他离开,直到他彻底不见了,无关天气如何。”
“我跟长江的关系总是简单的:有时我顺着水流,有时逆着它。往上游走要慢点,而往下游去要快些。那就真的是全部了——我们交错而过,然后朝着自己的方向而去。
最后,我不再去为将来或者过去而担忧,我只是最后一遍看看这城市。建筑是灰色的。因为夏季的雨水,乌江口很宽阔。一条舢板船优雅地靠近江滩。插旗山隐在雾气中了。我们船加了速,逆着稳稳的江流冲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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